2006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左翼文学的文章，涉及到“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当时所见材料有限，认识水平也有限，无法进行更深透一些的探讨。不久前读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当时即感到这是一本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著作。这本书充分运用了近年来新出现的有关
一、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
五十年前作者写出了他的第一本鲁迅传，即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本书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是这样写的：
反动派像害怕革命人民一样害怕革命文艺……为了想消灭革命文艺，反动派不惜用了最末的卑劣的手段，动手来杀害革命作家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共产党员柔石、胡也频、白莽（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经过多方营救，但是没有效果，二月七日深夜，这五位作家和另外十八位革命者一道，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里被秘密枪杀或者活埋了。（第145～146页）
二十六年后，作者于1982年又出版了修订本《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修订本对“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的论述与五十年代的说法就很不同了：
为了坚持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反对王明集团，同时为了使党的工作不陷于内部辩论之中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反对四中全会的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罗章龙等人于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一次党内会议。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又邀请了持有相同观点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到会。当会议开到一半时，工部局就突然包围会场把所有与会者逮捕了。除了在东方饭店一地外，搜捕还在其他几个地方持续进行了两三天。（第268页）
书中在这段论述之后还加了一个注释，引用了四中全会参加者、中共六届中央委员罗章龙的《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指出这次惨案与王明集团有关系。修订本披露了此案涉及到党内斗争，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从1931年到1982年过去了五十年，人们对于这一段历史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但彻底澄清史实，还需时日，还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
2007年新版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是作者又经过了二十五年长时间的思考、研究之后的收获。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案，新版本已经拿出了足以使事情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的资料了。1982年本《鲁迅传略》只能用很短的一段文字将事情作一交待，而《一个人的呐喊》则用了“柔石之死”一个章节来讲述，并且语必证实，完全依靠史料进行阐释。书中引用了罗章龙回忆录中的最新资料，此案的祸根确为共产国际操纵的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许多中央委员当时即表示抗议，群起集体退席。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致信米夫，再次声明会议非法，应宣布会议所有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强烈要求采纳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召开中共七大，解决党内分歧。米夫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邀约反对四中全会的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的一所花园洋房里开会，企图将事情压制下来。在这个后来称为“花园会议”的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妥协，“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踉跄下楼而去”（第262页）。
书中还写到散会以后的一个重要细节：三个国际代表走之后，顾顺章在会场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会场里再住一夜，说外面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事后了解，顾顺章是奉命留难，这说明当时米夫就已经计划消灭这些反对派了，如果反对分子不就范的话。
“花园会议”在整个事件中比四中全会更为严重，它已经显露了杀机。这个会议在1982年版《鲁迅传略》里没有提到，当然是由于资料缺乏。
“花园会议”清除异己的计划未能得逞，那是1月10日的事情。可是一个星期以后，1931年1月17日，“非委”(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便衣警察五十余名包围，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计二十九人。当晚和第二天又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第263页）这里新版本订正了1982年版《鲁迅传略》里写得不准确的一个地方，即罗章龙和史文彬临时有事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因而死里逃生；李求实当时也没有在场，他是在别处被捕的。
地下党如此重要的一次重要干部会议，不是内部人出卖，国民党当局不可能这样稳准狠地进行连续打击。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这种“鼎力相助”，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临时中央能否控制全党，尚是个未知数。现在只有一个疑问：谁是告密者？当年的幸存者罗章龙提供了当时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了的重要线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第263页）。这两种说法都与王明集团直接有关。罗章龙的这个重要回忆，1982年版《鲁迅传略》也写进注释文字里了。
书中还披露了一个至今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就是“左联”五作家在当时已经是罗章龙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所属的“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的成员；并且，冯铿还是“非委”候补委员。（第263页）这说明“左联”五作家是以“非委”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上海东方饭店秘密会议的；“左联五烈士”，实际上应该是“革文联”五烈士。但1982年作者在修订《鲁迅传略》时，尚未掌握这个资料，所以那时这样写道：“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又邀请了持有相同观点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到会。”
关于这一惨案作者最后总结说：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里把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也都算在“党的重要干部”之中。求仁得仁，他们可以死而无憾吧。（第268页）
关于营救被捕人员问题，第一本《鲁迅传略》没有写。1982年本也只是写到丁玲和鲁迅的营救。《一个人的呐喊》不仅写了丁玲和鲁迅进行营救，而且首先写到了“非委”进行了营救。正当临时中央宣布被捕的共产党人为叛徒之时，“非委”中央却积极进行营救，责成史文彬等人筹措营救款项，并且先通过关系给被捕者送去了食品和衣物。
此时非左翼人士对被捕的共产党人也给予了热心关爱。胡适1931年1月20日的日记说：
沈从文来谈甚久……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第266页）
胡适感到为难是实情，但他还是致信蔡元培，请他设法。2月20日蔡给胡回信说：
适之先生大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第267页）
实际上丁玲、鲁迅在营救力度上也不可能超过沈从文和胡适，他们也只能做到此种程度了。丁玲去找过邵力子，邵即去信张岳军请其设法；鲁迅去找过蔡元培，却未遇见。
虽然事实证明所有的营救都无济于事，然而即使营救成功，等待“叛徒”的下场又会是什么呢？事实上“叛徒”们未入狱时，他们的结局就已经被注定了。
在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瞿秋白，由于接受批判，承认错误，并且违心地发表声明与罗章龙等划清界限，因而当时没有受到进一步制裁。他的最后命运《一个人的呐喊》中写到了，这是在四年之后的事情：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八万六千馀人向西突围，开始了历史上所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瞿秋白可是没有能够获准随队突围。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写的笔记《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说：
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第320页）
正如书中所说，红军大队撤出江西苏区的时候，瞿秋白没有能够获准随队突围，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这对于一个文弱书生、严重的肺痨患者来说，他最后的结局是已经决定了。此时瞿秋白内心是明白的。他终于与因反四中全会而殉难的烈士们殊途同归了。
不过，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之下从上海调到江西苏区去，并非王明集团所为。《一个人的呐喊》中引用了陈琼芝访问冯雪峰的谈话记录，冯雪峰说：
一九三三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是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党员，让他来一定会来的。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拍到上海，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到苏区来了。议论中，博古认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我向毛主席讲起，毛主席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第319页）
显然，当时博古认为这个职位安排鲁迅更为理想，尤其是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刚刚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3.9.22）的时候，那时王明集团宣称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是取得反五次“围剿”战争胜利的一个保证；在这个节骨眼上启用瞿秋白，博古不会是很情愿的。可惜历史是无法改写的，如果当时博古执意反对瞿秋白赴江西苏区就任教育人民委员一职，那么瞿秋白可能就会与鲁迅一样，“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了。
二、关于“两个口号”论争
冯雪峰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奉中央命令回到上海工作，附带还管一管文艺界的事情。他到上海不久即引发了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
关于此事，1956年本《鲁迅传略》是如何阐释的呢？下面摘录几段话就可以看出它的时代局限了：
暗藏在左联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利用革命文艺界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第173页）
由于胡风的兴风作浪，一时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本来毫不冲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竟引起了争论。（第174页）
八月间，鲁迅发表了长篇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论文中间虽然有因为胡风的蒙蔽而对某些情况的误会，但是总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第174页）
这里当然不会有任何事实来说明问题，一切罪责都加在了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胡风身上。不过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这本书出版时（1956年底），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开始，所以由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还能够说它“总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即使有点瑕疵，也是“因为胡风的蒙蔽”所致。这比1957年版《鲁迅全集》的注解还接近事实一点。
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新口号的提出，1982年本《鲁迅传略》是这样写的：
鲁迅在冯雪峰和胡风的参预讨论之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为当前文学运动的口号。（第351页）
因为病，当时鲁迅没有能够自己写文章。直到后来发表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才第一次用他自己的名义提出这个口号来。（第353页）
这其实基本上是依照《答徐懋庸》这篇文章以及冯雪峰的回忆文章的口径。对于新口号提出的过程，则是依据茅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记录稿进行阐述的。实际上茅盾并不是当事人。
《一个人的呐喊》也引用了茅盾的回忆，但此处仅引了他谈“国防文学”来源的一段话：
我曾听到夏衍讲，“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根据当时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和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时事通讯》上的文章而提出的。我问周扬是不是这样，周扬说是的……（第345页）
“国防文学”的提出者王明本人证实了这一点。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说：
周扬以及中国共产党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中的其他一些人，1936年初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根据，是1935年8月1日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其中宣布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第346页）
“国防文学”口号的来源是没有争议的，而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在1982年本《鲁迅传略》出版多年之后，胡风的回忆文字陆续发表出版了，新的著作有条件采用更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了。1991年《上海鲁迅研究》（5）发表了胡风于1977年在监狱里写的《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一文。（此文刊登后还有一点曲折，这一期《上海鲁迅研究》印成后当时却禁止发行销售，因为九十年代初还有人不愿意真相大白。）胡风在这篇材料里说明：冯雪峰到上海后，认为“国防文学”不好，于是授意他写文章，这样新口号就通过他所写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来了。
胡风这篇材料还说明了《答徐懋庸》一文其实是鲁迅为顾全大局而作：
后来问题闹大了，周扬夏衍们组织大围剿，冯雪峰才请鲁迅公开答复徐懋庸，并请鲁迅声明是鲁迅提的，请我写了文章。这是为了抵抗周扬夏衍们的攻势，好像为我解脱，其实是为他自己在“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即周扬夏衍们里面受到的围攻解围。为顾全大局，鲁迅只好承担了这个责任。（第356页）
原来，新口号本来与鲁迅关系并不太大。胡风的材料既纠正了茅盾所说，同时也订正了冯雪峰所说，包括《答徐懋庸》一文中的说法。
由于鲁迅逝世及后来形势的发展，这场论争不了了之。但是，二十年之后，1957年反右派时，周扬等人已经飞扬跋扈，他们无所顾忌地干脆否定了鲁迅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让冯雪峰承担欺骗鲁迅的责任。已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只能私下与友人诉说委屈，吐出了实情。《一个人的呐喊》（第346页）引了“文革”时楼适夷写给黄源的信：
冯雪峰对我说过，“民族解放战争文学”这个口号，实际是冯从陕北带来的，鲁迅先生接受了这个口号，加上了“大众”的字样。这件事还是在反右以后私下说的，他一直不敢公开说这个话。（见《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31页）
现在事实已经清楚，冯雪峰执行的是遵命文学，他只听从来自陕北中央的命令，并不直接奉行共产国际的旨意。冯雪峰私下与友人吐露真情的话与胡风所写的材料得到了互相印证，证明了胡风和鲁迅只是站在台前的人物，幕后指挥者是陕北来的特派员冯雪峰。
尽管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了合理的解释，但其理论根源与“国防文学”一样，同是出自第三国际。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说：
事实上这两个口号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
鲁迅等人于1936年5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所依据的是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因日军9月18日侵占沈阳而发表的宣言。宣言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
周扬和鲁迅据以提出各自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口号的上述两个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由王明撰写的；其中的两个口号，也都是由王明提出的。（第346页）
读了《一个人的呐喊》才知道原来这两个如此对立的口号却有着这样的亲缘关系，这恐怕不单是现在的研究者，就是冯雪峰、胡风、鲁迅他们本人当年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吧。对王明的话，作者分析说：
看一看王明所说的他撰写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历史背景就明白了：《九一九宣言》是共产国际执行“第三时期”理论时候的文件，反映的是“第三时期”的理论；而《八一宣言》已经是由“第三时期”转变为“人民阵线”时期了。这两个时期对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提法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两个口号之争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了。（第346～347页）
可以说，不仅是鲁迅有点跟不上这种新旧路线的变化――这在他对待解散“左联”的态度上早就表现出来了，就是陕北的中共中央，在接受和执行国际路线时至少也存在一个时差的问题。《八一宣言》传到陕北之后，红军仍东渡黄河讨伐阎锡山，发动东征之战；而且发动宣传攻势。东征结束，红军撤回黄河西岸之后，中共于5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此种态势之下，作为中共特派员，冯雪峰确实不能自作主张唯共产国际之马首是瞻，他只能听从陕北中央的指令。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1956年版和1982年版《鲁迅传略》虽然已经完全被2007年《一个人的呐喊》取代，没有什么可读性了，但是它们仍然各具其研究价值，因为它们都显示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不同的学术氛围、历史环境。这三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学术道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我以为都能够保存下去，只要记住它们各自的年代。
这篇札记仅仅就左翼文学方面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对读，而鲁迅的生平包括其身后，值得关注的事情实在太多，如关于《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对于新月派文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问题，鲁迅与胡适的异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假如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等等，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细读的内容。但是这些留待以后再记吧。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朱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29.80元）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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